南宋以前的温州、永嘉一带，由于三面环山，一面临海，林壑幽深，海盗出没，被中原内地称为南蛮之地。但南宋以后，随着政治中心的南移，带来了经济社会的发展和学术思想的繁荣，商品贸易日趋活跃，温州逐渐成为东南地区重要的工商贸易城市。随着农业耕作技术的改进，粮食作物产量逐渐提高，蚕桑、果树、甘蔗、蔬菜等农副产业不断发展，水利、造船、造纸、制瓷、纺织等手工业也蓬勃发展。盐、茶叶、瓯柑、陶瓷、漆器等成为温州特色产品流向国内外市场，一批富有的工商业主和拥有大量土地的地主相继诞生。物质的富有推动了文化的迅速发展，当时的地方书院和私人学塾如雨后春笋般地崛起，富家子弟求学进仕、追求功名蔚然成风。据统计，仅宋一代，温州有文科进士1371人，武科进士374人，《宋史》立传者36人；永嘉有进士563人，芙蓉村有同朝的“十八金带”，豫章村有“一门三代五进士”，溪口村有“一门六进士”。温州与永嘉分别有“东南邹鲁”和“溪山邹鲁”之称。同时，以薛季宣和陈傅良为代表的永嘉先贤们把中原学术和文化带到永嘉，并经过传承、发展，形成了自己的思想流派——永嘉学派。

　　但是，南宋朝廷苟且偷安于半壁江山，时有灭亡的危险。当时永嘉学派的志士们，强烈地感受到了民族危亡的危机，他们结合当地社会发展的客观实际，一边探索富国安邦的应对之策，一边提出反对空谈义理，积极研究和解决问题，反对当朝者苟安求和，主张抗金和收复故土。忧国忧民甚切，在政治态度、思想学术和观念与当时占统治地位的程朱道学作彻底决裂，独树一帜，旗帜鲜明地极力宣扬和提倡功事之学。

　　也就在这种环境里，在商品经济繁荣发达的瑞安，青年叶适深深地认识到了工商业对社会发展的重要作用，直面淋漓反对传统的“重农轻商”思想。嘉定元年（1208年），叶适举家迁居至永嘉水心村（现为温州鹿城区），深居简出，潜心研究学术，直到嘉定十六年（1223年）逝世。在这十六年间，叶适进一步研究了永嘉事功之学，他不仅继承了薛季宣、陈傅良的事功思想，还吸收了以陈亮为首的“永康学派”和以吕祖谦为代表的“金华学派”的事功之学，逐步建立了“永嘉学派”的事功学说体系，真正成为“事功之学”的集大成者。

　　“永嘉学派”的“事功之学”学术思想强调：

　　首先，“道不离器”是格物之本，为学务实，关心世事；“读书不知接统绪，虽多无益也；为文不能关政事，虽工无益也；笃行而不合于大义，虽高无益也；立志而不存于忧世，虽仁无益也”。一切空谈义理皆无益也。

　　其二，在政治和教育上，“学与道合，人与德合”，“实政与实德双修”，杰出人物的“实德”是在“实政”的活动中培养出来的，“讲实理，育实才而求实用”。

　　其三，在伦理方面是“义利双行”，即“道义”与“功利”相结合，“古人以利与人，而不自居其功，故道义光明，后世儒者行（董）仲舒之论，既无功利，则道义乃无用之虚语耳”，“以利和义，不以义抑利”。

　　其四，在推进经济发展上，反对传统的“重本抑末”思想和政策，“夫四民（农工士商）交致其用而后治化兴，抑末厚本非正论也”，“通商惠工，以国家之力扶持商贾，流通货币”，大力发展工商业。

　　“事功之学”言简意远，而今细细读来仍有深远的现实指导意义：

　　“道不离器、为学务实”，就是地地道道的唯物论者，尊重物质的第一性，是“求真务实”的先行者；

　　“实政与实德双修”就是强调执政者注重“德”字为上，执政为民；

　　“义利双行”就是要以人为本，没有“利”，就无从谈“义”。

　　“通商惠工，以国家之力扶持商贾，流通贷币，”就是提倡发展是硬道理，发展是第一要务。

　　一言以蔽之，“功事之学”于今仍有指导意义，“永嘉学派”仍需我们后人发扬光大。